往因礼亲，反因礼疏，何嫌顿尽乎？未若相遗于江湖，既还宜各反服也（《通典》九十六，范宁云，甲无子，取乙为后，甲晚自生子，乙归本家，后甲终，必当有服，江熙难。）。

《论语通》曰：《论语》者，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，共所撰录也。夫圣人应世，事迹多端，随感而起，故为教不一，或负扆御众，服龙衮于庙堂之上；或南面聚徒，衣缝掖于黉校之中，但圣师孔子，符应颓周，生鲁长宋，游历诸国，以鲁哀公十一年冬，从卫反鲁，删诗定礼于洙泗之间，门徒三千人，达者七十有二。但圣人虽异，人者神明，而同人者五情，五情既同，则朽没之期亦等，故叹发吾衰，悲因逝水，托梦两楹，寄歌颓坏。至哀公十六年，哲人其萎，徂背之后，过隙区驻。门人痛大山长毁，梁木永摧，隐几非昔，离索行泪，微言一绝，景行莫书。于是弟子佥陈往训，各记旧闻，撰为此书，成而实录。上以尊仰圣师，下则垂轨万代，既方为世典，不可无名。然名书之法，必据体以立称，犹如以孝为体者，则谓之《孝经》，以庄敬为体者，则谓之《礼记》。然此书之体，适会多途，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，事无常准，或与时君抗厉，或共弟子抑扬，或自显示物，或混迹齐凡，问同答异，言近意深，《诗》《书》互错综，典诰相纷纭，义既不定于一方，名故难求乎诸类，因题《论语》两字，以为此书之名也。但先儒后学，解释不同，凡通此论字，大判有三途第一，舍字制音，呼之为偷。一舍音依字，而号曰论，一云伦论二称，义无异也。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，乃众的可见者，不出四家，一云伦者次也。言此书事义相生，首末相次也，二云伦者理也。言此书之中，蕴含万理也，三云伦者纶也，言此书经纶今古也，四云伦者轮也，言此书义旨周备，圆转无穷，如车之轮也，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，言此书出自门徒，必先详论，人人佥允，然后乃记，记必已论，故曰论也。第三，云伦、论无异者，盖是楚夏音殊、南北语异耳。南人呼伦事为论事，北士呼论事为伦事，音字虽不同，而义趣，犹一也。侃案三途之说，皆有道理，但南北语异如何，似未详师说，不取，今亦舍之，而从音依字。二途并录，以会成一义。何者？今字作论者，明此书之出，不专一人，妙通深远，非论不畅，而音作伦者，明此书义含妙理，经纶今古，自首臻末，轮环不穷，依字则证事立文，取音则理为义，义文两立，理事双该，圆通之教，如或应示，故蔡公为此书为圆通之喻。云物有大而不普，小而兼通者，譬如巨镜百寻，所照必偏，明珠一寸，鉴包六合，以蔡公斯喻，故言论语小而圆通，有如明珠，诸典大而偏用，譬如巨镜，诚哉是言也，语者，论难答述之谓也。《毛诗传》云：「直言曰言，论难曰语」。郑注《周礼》云：「发端曰言，答述为语」。今案此书，既是论难答述之事，宜以论为其名，故名为《论语》也，然此语是孔子在时所说，而论是孔子没后方论，论在语后，应曰语论，而今不曰语论，而云论语者，其义有二：一则恐后有穿凿之嫌，故以语在论下，急标论在上，示非率尔故也，二则欲现此语，非徒然之说，万代之绳准，所以先论已，以备有圆周之理，理在于事前，故以论居语先也。又此书遭焚烬，至汉时合壁所得，及口以传授，遂有三本，一曰古论，二曰齐论，三曰鲁托。既有三本，而篇章亦异，古论分《尧曰》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，合二十一篇，篇次以《乡党》为第二篇，《雍也》为第三篇，内倒错不可具说。《齐论》题目，与《鲁论》大体不殊，而长有《问王》《知道》二篇，合二十二篇，篇内亦微有异。《鲁论》有二十篇，即今日所讲者是也。寻当昔撰录之时，岂有三本之别？将是编简缺落，口传不同耳。故刘向《别录》云：鲁人所学，谓之《鲁论》，齐人所学，谓之《齐论》，合壁所得，谓之《古论》。而古论为孔安国所注，无其传学者，《齐论》为琅邪王卿等所学，《鲁论》为太子太傅夏侯胜、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学，以此教授于侯王也。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建学《鲁论》，兼讲齐说，择善而从之，号曰《张侯论》，为世所贵。至汉顺帝时，有南郡太守扶风马融字季长，建安中，大司农北海郑玄字康成，又就鲁论篇章，改齐验古，为之注解。汉鸿胪卿吴郡苞咸字子良，又有周氏不悉其名，至魏司空颍川陈群字长文，太常东海王肃字子雍，博士敦煌周生烈，皆为义说。魏末，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，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，又采古论孔注，又自下己意，即世所重者，今日所讲，即是《鲁论》，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。晋太保河东卫瓘字伯玉，晋中书令兰陵缪播字宣则，晋广陵太守高平栾肇字永初，晋黄门郎颍川郭象字子玄，晋司徒济阳蔡谟字道明，晋江夏太守陈国袁宏字叔度，晋著作郎济阳江淳字思俊，晋抚军长史蔡系字子叔，晋中书郎江夏李充字宏度，晋廷尉太原孙绰字兴公，晋散骑常侍陈留周环字道夷，晋中书令颍阳范宁字武子，晋中书令琅邪王珉字季瑛：右十三家为江熙字太和所集。侃今之讲，先通何集，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，亦附而申之。其又别有通儒解释，于何集无好者，亦引取为说，以示广闻也。然《论语》之书，包于五代二帝三王，自尧至周，凡一百四十人，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数，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，见于《论语》也，而古史改则云三十人，谓林放、澹台灭明、阳虎亦是弟子数也（《论语义疏》日本国本）。

安仁计义甫并川筑楼，余友郭方叔榜以「川上」，而属了翁书之。或谓义甫曰：「子知川上之义乎？『人非山立，俯仰而过，临川兴怀慨然』，此江熙之言也。『川流不舍，年逝不停，时已晏矣，道犹不兴』，此孙绰之言也。今以子之年盛气强，而为是昔日叹老之语也，何居」？义甫以告，了翁曰：嘻，圣人之叹果若是之卑卑邪！历千有馀年而经生、学士谩不省此为何事，以熙、绰也而犹不免，是可叹矣夫！今夫太极本然之妙，动静所乘之机，荡摩屈信为春秋冬夏，升降上下为日月星辰，感遇结聚为风雨霜露，接人之耳目，切人之肌骨，所以告晓于人亦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，然而流行著见、至近而易知，则宜莫如水。盖一者有生之最先，而水根焉，阳实在中，而为物不贰，斯能行尚往功，以无一息之间。故圣人于此又慨然有感于「逝者如斯」之义，其所以发明天德之健、圣心之纯，亦无复斯蕴矣。徐子谓仲尼亟称于水者盖以此。然「亟」云者，窃意圣人以此义最大，又尝不一言之，而门人仅载其一焉。《家语》、荀卿、戴德诸书，记孔子、子贡答问之语，亦谓君子见大水必观。使其不过论死生昼夜之理，而于道体之运因无所发也，则胡为其必观也？自孔子而后，惟孟子独能推明此义，为源泉观水之说，而秦汉而下则无传焉。吕不韦谓水泉东流、日夜不休为天道之圜，似不为无见者，然语焉而不详。至晋人张景阳为诗，则曰「川上之叹逝，前脩以自勖」，盖词人之近理者。然其意固谓「人生瀛海内，忽如鸟过目」，则亦熙、绰之流耳。近世苏长公又谓「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」，其说则已卓出诸儒之上。然传《鲁论》也，乃犹以死生昼夜为说，则不知所谓「未尝往」者果为何说。此非晚学之所能谕焉，惟二程先生以后，乃始一洗而空之。其说曰：「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，乃天德也」。又曰：「此道体也，天运而不已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穷」。呜呼！自是说之行也，天下学士始知死生昼夜之说为知形而下者之一端，而叹川、取水、放海、观澜，凡皆孔、孟氏所以示人之切近者，人惟由于动中为大化密移而莫之觉。有能于此观象得意而有诸己焉，瞬存息养，毫积累推，隐微之不欺而参倚之必见，则循是以往，亹亹无间，殆将有月异而岁不同者，引而至于与天地相似无难也。了翁非曰能之，而粗有闻于此，傥义甫以为然，则试为大书而附此说于其后，以谂同志，相与共学焉。

《春秋》既正蒯聩世子之名，而左氏、公羊氏、谷梁氏传之，俱无一言解经称世子之义。夫传，所以解经也，传而不解，安用传为？唯江熙注《谷梁》曰：「齐景公废世子，世子还国，书『篡』。若灵公废蒯聩立辄，则蒯聩不得复称曩日之世子也。称蒯聩为世子，则灵公不命辄审矣。此矛楯之喻。然则从王父之言，传似失矣。经云『纳卫世子』、『郑世子忽复归于郑』。称世子，明正也。明正则拒之者非耶」？愚谓蒯聩称世子之义，传既失之，熙亦未为得也。且蒯聩有杀母之罪，当绝。当绝则不得为嗣，故经称「纳卫世子」。纳者，篡辞也，此则蒯聩还亦书「篡」，非独齐世子还而书「篡」也。然蒯聩犹称曩日之世子者，乃孔子正其名而书之尔，非为灵公不命辄而书之也。熙安得谓「称蒯聩为世子，则灵公不命辄审矣」哉？又忽称世子者，与蒯聩异矣。观郑忽之出奔也，非得罪而见逐也，盖以庄公既卒，郑忽当嗣，为宋人执祭仲以立突，篡而失国也。况乎突之篡忽者，兄弟也；辄之拒蒯聩者，父子也。是故忽之出奔也，书曰：「郑忽出奔卫」。去世子者，讥不能制其弟突，以失国也。及乎还也，书曰：「郑世子忽复归于郑」。称世子者，善其能反正于郑也。若蒯聩则不然。蒯聩之出奔也，书曰：「卫世子蒯聩出奔宋」。及乎还也，书「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」。出奔与纳，俱称世子者，明蒯聩正嫡当嗣，辄不得拒也。由是言之，则熙安得引郑世子忽以解蒯聩称世子之义哉？则知世之说者，不能辨传嗣立嫡之道者，由三传失之于前，说者惑之于后也。

经曰。改葬缌。春秋谷梁传亦曰。改葬之礼缌。举下缅也。此皆谓子之于父母。其他则皆无服。何以识其必然。经次五等之服。小功之下。然后著改葬之制。更无轻重之差。以此知惟记其最亲者。其他无服。则不记也。若主人当服斩衰。其馀亲各服其服。则经亦言之。不当惟云缌也。传称举下缅者。缅犹远也。下谓服之最轻者也。以其远。故其服轻也。江熙曰。礼。天子诸侯易服而葬。以为交于神明者。不可以纯凶。况其缅者乎。是故改葬之礼。其服惟轻。以此而言。则亦明矣。卫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。问服于子思。子思曰。礼父母改葬缌。既葬而除之。不忍无服送至亲也。非父母无服。无服则吊服而加麻。此又其著者也。文子又曰。丧服既除。然后乃葬。则其服何服。子思曰。三年之丧未葬。服不变。除何有焉。然则改葬与未葬者有异矣。古者诸侯五月而葬。大夫三月而葬。士逾月。无故。未有过时而不葬者也。过时而不葬。谓之不能葬。春秋讥之。若有故而未葬。虽出三年。子之服不变。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。先王之所以必其时之道也。虽有其文。未有著其人者。以是知其至少也。改葬者为山崩水涌。毁其墓。及葬而礼不备者。若文王之葬王季。以水齧其墓。鲁隐公之葬惠公。以有宋师。太子少。葬故有阙之类是也。丧事有进而无退。有易以轻服。无加以重服。殡于堂则谓之殡。瘗于野则谓之葬。近代已来。事与古异。或游或仕。在千里之外。或子幼妻稚。而不能自还。甚者拘以阴阳畏忌。遂葬于其土。及其反葬也。远者或至数十年。近者亦出三年。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。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。而反为之重服欤。在丧当葬。犹宜易以轻服。况既远而反纯凶以葬乎。若果重服。是所谓未可除而除。不当重而更重也。或曰。丧与其易也宁戚。虽重服。不亦可乎。曰。不然。易之与戚。则易固不如戚矣。虽然。未若合礼之为懿也。俭之与奢。则俭固愈于奢矣。虽然。未若合礼之为懿也。过犹不及。其此类之谓乎。或曰。经称改葬缌。而不著其月数。则似三月而后除也。子思之对文子。则曰既葬而除之。今宜如何。曰。自启殡至于既葬。而三月。则除之。未三月。则服以终三月也。曰。妻为夫何如。曰。如子。无吊服而加麻则何如。曰。今之吊服。犹古之吊服也。

卫辄之事，古今之论多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断天下之疑，使乱臣贼子知惧，于此正宜大书屡书，使深切著明，以为万世之法。然其辞漠然无所惩劝，且入其国而不避（孔子以出公八年自陈入卫，九年鲁人招之，始自卫反鲁。），享其养而不却，曼姑围戚而不贬，子路死悝而不罪，则是孔子不以辄之立为非明矣。《公羊》曰：「蒯聩为无道，鲁公逐蒯聩而立辄，辄可以立乎？曰：可。以王父命辞父命，是父之行乎子也；以王事辞家事，是上之行乎下也」。此议最为通论。今人有子不肖而逃，幸而有孙焉，其祖付之物，曰：「父来勿与也」。父至而欲取之，子当与父乎？当守祖之命而不与乎？与之则非徒己违王父命，而亦使其父违父命，父子之道废矣；不与则非徒己得所以尊祖，而父亦得所以尊父，父子之道两得焉。范宁称《谷梁》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伤教害义，不可彊通者，特为不当拒其父命耳，不以为不当立也。江熙释《谷梁》乃云：「若灵公废蒯聩，则经不得复称世子；称世子，则灵公未尝命辄。其从王父之言，传似失之」。是不然，灵公不命辄，则必归蒯聩而立之。不归蒯聩，又不立公子郢，则是灵公之命辄也。其称世子者，诸侯之世子必命于王，蒯聩得罪于灵公而逃，灵公虽不及废犹废也，但未改命于天子耳，故书曰「世子」，非以为当立也。又引郑世子忽复归于郑为例，非其比矣。郑忽于复归称世子，则世子为当归，归者无恶之辞也。蒯聩于纳称世子，则世子为弗当纳，纳者不受之辞也。《春秋》美恶不嫌同辞。夫以世子出奔，若非无罪，人孰不欲其归？今大国兴师以纳之，而国人不受，则其为人可知矣。书「世子」者，所以正其名而甚其恶也。若以世子为当立，则楚世子商臣弑其君，亦为当立乎？《公羊》云：「齐国夏、卫石曼姑帅师围戚。国夏曷为与卫曼姑围戚？伯讨也，曼姑受命于灵公而立辄，义可以拒之」。何休释曰：「曼姑无恶文，知得拒蒯聩，于曼姑言得拒之，知辄之不得拒也」。然则，辄之立也为可，独拒父为不可耳。《公羊》许其立而不许其拒父，是矣。以拒父为尊祖者，《谷梁》之说也，二传《公羊》为长。后世曾不分别二事，并而为一，宜其说之不通。盖自江熙之乱之，而刘原父乃主其说，此有心于辟传之过也。或曰：「辄既当立而不拒蒯聩，使蒯聩得入，辄当奈何」？曰：辄之既立，当迎其父以归。曰：「立辄者王父之命，不敢失坠。至于尊事之礼，敢不极其优隆」。蒯聩见容，则父子可以无间。不幸而必欲得国，则为辄者弗敢与争，或死或奔，于义皆得废祖之命，罪不在我，所谓父虽不父，子不可以不子者也。蒯聩而稍有人心，亦必底豫而不至于奸。此舜之所以谐瞽瞍也，岂可拒其来而不受乎？或曰：「方孔子在卫，辄若有问，何以处之」？曰：子路问孔子：「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」？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。学者疑孔子得政于卫，必变置其父子，其失圣人之意远矣。夫有国者父称公，子称世子，名分之正也。今辄子也而称公，蒯聩父也而称世子，名体不顺，至不可以并居，岂不病哉？盖亦正其名而已。正之奈何？曰：使蒯聩不为卫侯，而为卫侯之父，如赵之主父、汉之太公之类，别为一号以尊之，不亦可乎？此孔子正名之意也。若必欲变置其位，则是正其实也，非止于名而已。孔子谋人之国，岂若是之疏乎？或曰：「冉有疑夫子之为卫君，子贡设夷齐之问而知其不为，则孔子之不与辄明矣」。曰：不然，孔子居卫，踰年而不去，门人之高弟又多仕之，而初无一言非辄，所以致冉有之疑先儒以为为助。夫子不为者特不助耳，固不以其立为不当也。何休谓卫辄之立虽得正法，非义之高者，故孔子不为，此言得之。武王灭商，夫子犹以为未尽善，于卫辄何助之有？况当时卫之大臣与其国人皆不愿蒯聩之立，蒯聩得立，置南子于何地？辄虽欲逊其父，岂可得乎？假令贤者处此，亦不过弃国而去，为伯夷、叔齐耳。伯夷、叔齐非所以责卫辄也。若欲人人夷、齐，则《春秋》举无全人，虽齐桓、晋文亦当诛绝。岂特桓、文，武王伐纣而不用伯夷谏，王季夺嫡而不为叔齐之遁，亦皆得罪于圣人矣，而可乎？且孔子称夷、齐之何怨，岂特可施之于辄，以此而责蒯聩，其孰不曰尤宜？是孔子于卫侯父子俱无所为，中立乎其间。至于卫辄之立，《春秋》无讥焉，则是以王法而正之也。夫蒯聩欲弑其母，其子法当并废，灵公尚遵周道，舍诸子而立孙，则蒯聩之罪为至深，而灵公无负于蒯聩。辄于其祖其父，尊亲惟均，当从其父乎？当从其祖乎？当从其有罪者乎？当从其无负者乎？议者徒知责卫辄以不逊其父，而不思蒯聩之立为违父之命，则似于义有偏，恐非孔子中庸之意，而失《春秋》所书之法也。夫瞽瞍日欲杀舜而贵象，舜从尧命而不从瞽瞍。舜殛鲧而逊禹，禹不敢念父之雠而顺命于舜，则辄之立尚何讥乎？愚见如此，未知当否，幸有以正之。